（见《电影画报（上海1933）》1933年第3期21页）原版阅读

（见《明星（上海1933）》1935年第2卷第2期1页）原版阅读

（见《明星》1935年第2卷第2期）原版阅读

（见《明星特刊》1927年第28期1页）原版阅读

（见《电影月报》1928年第7期10页）原版阅读

序言

周华斌原版阅读

一原版阅读

20世纪初社会变革，政局动荡，戏剧体制出现了转型。原版阅读

与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大背景相适应，单一的“戏曲”趋于多元，出现了西方式的戏剧（drama）。原版阅读

上海是西方戏剧进入中国的滩头，也是“新剧”的前沿阵地。其主要标志，是朱双云1914年撰写并出版的《新剧史》。其中载录有起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基督教圣约翰大学圣诞节学生演出的“新剧” 朱双云《新剧史》认为，1899年起，上海基督教圣约翰书院在圣诞节“创始”演出了“新剧”，之后徐汇公学、南洋公学等“踵而效之”。。原版阅读

朱双云（1889—1942）本身就是学生出身，是新剧的身体力行者。他写作出版《新剧史》时不过25岁，离学生演剧的新剧“创始”只有15年。况且，当时朱双云准备去汉口继续履行新剧的“剧事”，只用三天时间就草草写完了万余字的新剧《春秋》部分，其他部分则由出版商剪贴《戏世界》报或取自同仁文字。尽管完成仓促，但《新剧史》毕竟言简意赅地记述了上海新剧活动家们的创业轨迹。同时，翔实地统计了上海10余年间18处学校演剧，以及走向社会的54个民间新剧组织。特别是上海的外国租界区，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剧的人气正旺，前程不可限量。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陈独秀、胡适、傅斯年、刘半农等在1915年《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新剧与旧剧的艺术论争。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未必没有受到这一文化思潮的影响。原版阅读

然而，作为文献资料，《新剧史》毕竟单薄，不甚严谨。1914年同年，中华图书馆出版了《新剧考》（第一集），录考7部新剧的舞台演出情形，但未见有第二集。参见赵骥《〈新剧考〉与上海早期的新剧演出》，中央戏剧学院《戏剧》2015年第6期。与此相应，五年后的1919年，又有郑正秋编辑出版了《新剧考证百出》，则奠定了新剧文献史料的基石。原版阅读

二原版阅读

郑正秋（1889—1935）与朱双云同龄，别署“药风”，同样是新剧的身体力行者。郑正秋首创了“新民社”和“药风剧学馆”等新剧的社会团体，亲自从事编、导、演。出版《新剧考证百出》时，其年三十，朱双云的《新剧史》就分别载有郑药风的“本纪”和“传纪”。原版阅读

20世纪初叶，新剧又称“文明戏”，与白话演讲交汇。郑正秋常常面对观众发表言论，侃侃而谈，被誉为文明戏的“言论老生”。他同时也是报人，常在报纸上发表剧评，并且创办过与戏剧相关的几种报刊。参见本书附录一：《郑正秋〈新剧考证百出〉与上海早期话剧》。原版阅读

其时电影初起，1917年，连上海商务印书馆都吸纳私人影片公司，设立了“活动影戏部”。其实，此前郑正秋早已在1913年就编导了《难夫难妻》（与张石川联合编导），该片成为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短片。此后，他步入电影界，编导了《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50余部电影。由此被中国电影界誉为中国电影艺术的开拓者之一。原版阅读

1919年郑正秋编辑出版的《新剧考证百出》，以“本事”方式记述了 “新剧”98部、西方新剧33部，计131部。所谓“本事”，即“新剧”处于“幕表戏”阶段的故事梗概。原版阅读

戏剧本是“搬演故事”的艺术，故事连带着“情节”及思想内涵，拓展为人物刻画和性格表现。西方戏剧史学者认为，“故事”与“仪式”是戏剧赖以产生的两大要素，倘若没有故事，戏剧则限定于歌舞、杂戏之类技艺表演。所谓“幕表”，蕴含有情节、人物的起伏和场上表演节奏。原版阅读

在中国戏剧史上，作为文献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侧重于“曲”的辑录，但也隐含有四折一楔子的情节结构。明清时期的《南词叙录》，以及各种《曲话》《曲品》《曲论》等，除了品评曲词之外，必论其“剧”，即情节人物。1928年董康的《曲海总目提要》，辑为传统戏曲本事的“曲海”。此前，1919年出版的《新剧考证百出》，则表现为时代感极强的中西题材“新剧”的故事支撑。原版阅读

《新剧考证百出》，包含中国题材的新剧近百部，如新民社的《恶家庭》《卖国奴》；春柳社的《高丽闵妃》（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毙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题材）《渔家女》《一缕麻》《生死姻缘》《芳草怨》《茶花女》（法国小仲马小说题材）《怨偶》《晴雯》《田七郎》；药风社的《义丐武七》《徐锡麟秋瑾合传》《蔡锷》《党人碑》《同命鸳鸯》等。西方题材的新剧30余部，主要是20部左右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其悲剧、喜剧、趣剧、浪漫剧、传奇剧几皆包容。悲剧如《鬼诏》（即《哈姆雷特》）《倭塞罗》（即《奥赛罗》）《口孝与心孝》（即《李尔王》）《巫祸》（即《麦克白》）；浪漫剧如《铸情》（即《罗密欧与朱丽叶》）《孪生兄妹》（即《第十二夜》）；趣剧如《夏夜梦》（即《仲夏夜之梦》）；传奇剧如《飓媒》（即《暴风雨》）等。此外，又有法国戏剧《牺牲》（雨果名作）《鸣不平》（莫里哀喜剧）；德国喜剧《真假娘舅》。更包括日本明治维新后受西方戏剧影响的现实主义“新派剧”——《社会钟》《猛回头》《血蓑衣》《不如归》《老婆热》（喜剧）等。原版阅读

由此，可以看出从清末到1919年以前上海地区新剧的基本面貌。应该说，这仅仅是当时上海报刊上所反映的新剧的一角。据有关学者研究，仅郑正秋一人，编写各类戏剧的总数就达500部以上。参见本书附录一：《郑正秋〈新剧考证百出〉与上海早期话剧》。尽管其中包括古典小说和“古装戏”题材，但在郑正秋编辑的《新剧考证百出》里，可以看出“新剧”区别于“旧剧”的内容导向——关注现实，放眼世界，重视戏剧的社会教育功能。原版阅读

近年来，有戏剧史学者根据民国时期的图书报刊，辑录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传奇杂剧，不到200种。按：左鹏军《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文献与史实研究》“晚清民国传奇杂剧目录”，为188种。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其实，杂剧和传奇属于宋元明清的古典戏曲形态。倘若从剧本上看，明清以后的杂剧传奇有相当部分已成为案头“曲体文学”，晚清和民国时期尤其如此。在近现代社会变革的大势下，戏剧性的事件和人物不断涌现，其时尽管出现了“文学改良运动”，有志之士撰写了戊戌六君子、鉴湖女侠秋瑾、国民革命军黄花岗烈士等关心时政的现实题材，但新剧的同类题材更加丰富。在数量上，作为“曲体文学”的杂剧、传奇不可与新剧同日而语。原版阅读

“新剧”与“旧剧（传统戏曲）”相对。20世纪初叶，“新剧”的故事和思想内涵与“旧剧”显示出明显的时代差异。在表现形态上，不言而喻，显然“新剧”比“古装”更与时代贴切。在这个意义上，《新剧考证百出》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文献性的史料价值。原版阅读

三原版阅读

新剧界的同仁们在1928年将新剧更名为“话剧”。“话剧”的定名地点亦在上海。原版阅读

我的父亲周贻白早年与田汉、欧阳予倩、唐槐秋、洪深、阿英等戏剧人，都在上海经历过旧戏、新剧、话剧、电影的实践，与郑正秋一样是戏、剧、影一体的当事人。田汉的“南国社”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又称“南国电影剧社”，他们在创作戏剧、戏曲、电影剧本时，往往先构思“本事”，相当于“幕表”，这在文艺创作的规律之内。清初李渔《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就称戏曲创作是“结构第一”。原版阅读

那么，《新剧考证百出》所显示的中西方戏剧的“事略”、“本事”、“大略”乃至分幕，就有戏剧创作的实际意义。30年代我父亲周贻白在上海创作出版的话剧剧本，就不仅带本事，而且注以首演剧场、布景说明、灯光气氛、人物情绪等。有的甚至附上布景道具的立体图。历史题材则附有相关史实的考证。类似的话剧剧本，当时已是上海话剧界的通例。剧本完成后，在排练时，父亲周贻白常常附带“导演”的职责，有的话剧兼由电影导演担当。在话剧、电影的创作中，他有时还充当配角演员，这也是当时上海演艺界的常规。20世纪前半叶，新剧、话剧、电影相继处于初起状态，我相信郑正秋、田汉、欧阳予倩、阿英等也是这么干的。原版阅读

1922年，郑正秋与电影界同仁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而且擅长编导家庭题材的伦理片。这与他从事新剧创作的经历不能说没有关系。我的父亲周贻白与阿英也都在明星影片公司工作过，周贻白同样创作了若干部揭示人性善恶的家庭伦理话剧。原版阅读

剧人与影人的交融，不妨以1933年郑正秋编导的故事片《姊妹花》为例。原版阅读

《姊妹花》讲的是一对孪生农村姐妹的传奇经历，进城后，一入豪门，一进监狱，由电影明星胡蝶一人分饰两角，大受欢迎。1934年公映后，获得当年的最佳票房。1935年3月参加了苏联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其实，孪生兄弟姊妹是西方戏剧永恒的母题。郑正秋《新剧考证百出》中，就载录有英国莎士比亚的《孪生兄妹》（即《第十二夜》），是圆满的戏剧结尾。同书还载录了英国悲剧《异母兄弟》的传奇故事。原版阅读

1935年郑正秋去世后，周贻白于1941年写了电影《新姊妹花》。故事讲述的孪生姊妹一为教员、一为交际花，分别与青年画家和权贵恶人有一番恩爱情仇的矛盾纠葛。这部影片当时由电影明星陈云裳一人分饰二角，是《姊妹花》的路子。原版阅读

1965年，上海电影界谢晋执导了彩色故事影片《舞台姐妹》，其中的舞台姊妹虽然不是孪生，却也拜为金兰。故事讲的是二女面临恶霸的威胁利诱，“解放前后两重天”的传奇式人生道路。在编剧方面，也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郑正秋《姊妹花》的孪生姊妹母题，以及不同命运和团圆结局的影子。原版阅读

于是，从郑正秋的《新剧考证百出》，可以追溯20世纪初上海文艺界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交融，以及新剧、话剧、电影乃至剧人、影人的种种努力，新剧的出现乃文化思潮使然。原版阅读

此为余话，就此打住。原版阅读

2015年12月15日于北京原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