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京剧最为繁盛的时期，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京剧学术期刊，为京剧研究存留了一大批弥足珍贵的史料文献。其中，最有民族风格特色、最具学术价值、最有专业影响，同时又持续了较长时间的，恐怕首推《剧学月刊》。《剧学月刊》1932年元月创刊，至1936年6月停刊，共发行五卷，计54期（其中1933年第2卷第7、8期和1936年第5卷第3、4期为合刊），由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出版发行（后改北平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所编印）。
《剧学月刊》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核心（内容以京剧、昆曲为主，但也为滇剧、湘剧等地方戏和滦州影戏、定县秧歌以及民间俗曲等保留了珍贵资料），兼顾新兴话剧和西方戏剧，刊载了一大批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七十余年过去了，即使今日视之，很多论文的思路、角度、论证也是非常新颖精辟的，经得起时间的推敲和检验。
《剧学月刊》的栏目设置，大概分成总论、专论、剧本、伶工专记、别记、谈丛、通讯、批评介绍等数种。该刊物还出过几种专刊，如第二卷第一期为昆曲专号，第七、八期合刊为话剧专号，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为《曲海总目提要拾遗》。“伶工专记”栏目颇有特色，专门研究京剧早期开宗立派的大师，先后刊发了程长庚、徐小香、胡喜禄、时小福、谭鑫培等几篇，采访存世老伶工（有点类似今之“口述历史”），同时印证文献，加以描述、勾勒、按断，能够较为清晰真实地反映早期宗师的思想、艺术、生活的种种，而一篇篇艺术大师的信史传记呼之欲出矣。刊物还非常重视珍稀文献的整理和刊布，如程砚秋所藏明万历抄本《钵中莲》、清乾隆年间抄本《花荡工尺锣鼓身段全谱》等，都属孤本刊布。杜颖陶的《玉霜簃藏曲提要》，是根据程砚秋历年收藏的方氏、曹氏等珍贵戏曲刊本、抄本、稿本，一一寓目而撮要撰成。
《剧学月刊》办刊经费来源于庚子退款，资金雄厚，撰文者的阵容颇齐整,不但有精于创作的剧作家、精通“场上”的研究家、顾曲家，甚至还笼络了几位硕果仅存的老伶工，有一批基本固定的撰稿人，如徐凌霄、陈墨香、刘守鹤、曹心泉、王泊生、邵茗生、杜颖陶、金悔庐、程砚秋、王瑶青（卿）等。尤其徐凌霄，更是刊物的灵魂人物，他不但是主编（从第二卷第三期开始，改为数人轮流主编），本人还大量写稿撰文，呕心沥血，功不可没。
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剧学月刊》上纯粹关注文本的纸上谈兵式研究很少，更多的是综合性的、以舞台为归旨的立体研究。其二一些老伶工五车腹笥、见闻广博，但却未必擅长撰述。因此他们的学识、见解就不容易保存下来，湮而不彰，颇为可惜。刊物的编者充分认识到这些老伶工的“活化石”价值，不惮繁琐地派人帮助他们，提供素材，整理文章，加以发表。
风流云散七十春，现在的戏剧研究者和爱好者想要找一套完整的《剧学月刊》，已属不易。可以预计，这套具有重要价值的专业戏剧期刊的影印将对当前和今后的戏剧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谈起中国的戏剧期刊〔一〕，最早的要算1904年创刊的《二十世纪大舞台》了，虽然仅出了两期，但毕竟筚路蓝缕，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开创的意义。戏剧期刊发轫虽早，但真正具有持续性、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专业戏剧刊物，恐怕直到『五四运动』前后才出现。天津的《春柳》应视为早期较有影响的戏剧刊物之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得风气之先，在戏剧期刊编辑出版方面发展较快，像《戏杂志》、《戏剧月刊》等，都颇有建树，办得较为持久、成功。进入三十年代，作为京剧渊薮的北京，也在专业戏剧期刊的出版上有了跨越式发展，诸如《戏剧丛刊》、《剧学月刊》、《国剧画报》、《北平半月剧刊》等，都是同类期刊中有特色、有影响的突出代表。以北京的戏剧期刊和上海的做比较，很明显的差异是北京的少一些商业气息，而多一些理论色彩。抗战前后直到解放前夕，戏剧期刊出版的重镇仍首推上海，《戏剧旬刊》、《十日戏剧》、《半月戏剧》等，都是民国后期有一定特色和办刊水准的戏剧期刊。如果要在数量众多的民国专业戏剧期刊中，找出一种最有民族风格特色、最具学术价值、最有专业影响，同时又持续了较长时间的，恐怕首推《剧学月刊》。按，《剧学月刊》1932年元月创刊，至1936年6月停刊，共发行五卷，计54期（其中1933年第二卷第七、八期，1936年第五卷第三、四期为合刊，，由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出版发行（后改北平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所编印)。
平心而论，《剧学月刊》的最大特色和贡献，就在于标榜『剧学』，亦即把戏剧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加以研究，不遗余力地提升戏剧一门的学术地位。这在今日，本不成问题；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办刊者就有如此鲜明的『学科意识』，极力给素为『小道』的戏剧争地位、谋发展，真可说是难能可贵了。金兆（即悔庐，给《剧学月刊》撰写的『发刊词』里说得明白：
自汉罢黜百家始，戏剧之以小道见讥亦其例也。吾意凡业必有学，今为百学具举之世，而剧学亦于是乎名。夫剧之由来远矣，自风诗以降，骚歌词曲，代有递嬗，以至传奇院本，杂剧乱弹，云起波涌，阅世常新，历史如是其悠久也。自宗庙宴，象功舞德，以至穷乡僻壤，傩神社鬼，假妇官，承流演进，形成今剧，率土皆是，地域如是其广莫也。盖戏剧之道，虚实杂陈，美恶观感，易于通俗，君子取焉。其功用什百于教育，其文学普遍于民间，其潜势复可以左右社会，而曰是小道焉，此同人不敢苟同其说，而戏曲音乐研究所之所由设也。
〔二〕金氏的论述很充分，戏剧不但具备『立学』的资格，同时也确乎有成为专门学问的必要。中国戏剧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其高台教化的功用有传统教育所不及的地方，而深刻影响民间文化心理的一面更不容忽视。徐凌霄还嫌意犹未尽，另撰《补充悔庐的话》，加以生发：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几部小说如《水浒》、《红楼》、《儒林外史》等，经新文学家品题标点之后，地位登时提高起来。……可惜他们只肯捧小说，不捧戏剧，未免令人莫名其妙了。……如说中国的小说，有社会思想，有历史价值，则中国戏剧之描写深刻，范围广大，材料丰富，比寥寥的几部小说，超越十倍，为甚么『南枝向暖北枝寒』？戏剧就不能与小说同登新文化的『龙门』？
〔三〕徐氏的话确是实情，民国以来戏剧的研究状况远不如小说，受到的待遇也颇为不公。『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就对中国的传统戏剧颇有微词，比如周作人发表过《论中国旧戏之应废》这样偏颇的文章，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等人都持类似偏激的态度。他们在批判、贬低中国传统戏剧的同时，却又无原则、无理性地极力赞美西方戏剧。
〔四〕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民国时期大学里的教授学者们，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戏剧的绝少。这种局面不仅让人觉得遗憾，甚至有点为戏剧鸣不平。徐凌霄的笔端带着感情，连连发出掷地有声的疑问。在文章末尾，他满怀激情地呼吁：『真挚的、虚怀的同志同好们！来！来！来！』那种希望凝聚力量、团结同仁，以《剧学月刊》为阵地，开创中国戏剧研究新局面的期待跃然纸上。当然，中国戏剧研究的落后有诸多方面的原因。自元朝以来，中国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欣欣向荣，几度兴盛发达，然而戏剧研究的步伐却始终落在后面。一言以蔽之，『中国向有剧业而无剧学』
〔五〕。现在既然标榜『剧学』，则要有明确的纲领，给予合理的解说。刊物的核心人物徐凌霄解释了期刊以『剧学』立名的两层意思：（一，本科学精神对新旧彷徨、中西杂糅之剧界病象、疑难问题，谋适当之解决。（二，用科学方法，研究本国原有之剧艺，整理而改进之，俾成一专门之学，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
〔六〕客观评价，办刊者是富于学术理想的，他们既要用科学方法研究本国戏剧，成立专门之学；同时还希望用研究干预和影响戏剧的现状、走向和发展趋势。作为一种专门学问的戏剧，其内涵外延如何界定解说？对此，《剧学月刊》的办刊者也有独立的思考和阐释。徐凌霄认为，剧学的内涵主要关乎戏剧的组织和技术方面，诸如剧本、戏班、剧场、剧艺、演员、乐队等都是；而外延则指与戏剧相关的一些学问，诸如心理、历史、社会、哲学、宗教等。
〔七〕民国时期的戏剧期刊，大多数不脱娱乐性、商业性、世俗化，『捧角儿』习气乃是惯常的弊病；而《剧学月刊》则是严谨专门的学术研究，其宗旨鲜明，定位明确，不务空谈。刊物特别重视收集、梳理、辨析戏剧文献史料，这是研究的基础；同时，又有抽象层面的学术思考和理论提升，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研究体系。刊物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分别刊发了《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研究大纲》和《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编辑大纲》，两种大纲条分缕析、深切详明，今日视之，仍不失其参考借鉴价值，试问哪一种民国戏剧期刊又有如此明晰确定的研究目标和编辑理念？
《剧学月刊》的栏目设置，大概分成总论、专论、剧本、伶工专记、别记、谈丛、通讯、批评介绍等数种。刊物还出过几种专刊，如第二卷第一期为昆曲专号、第七、八期合刊为话剧专号，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为《曲海总目提要拾遗》。『伶工专记』栏目颇有特色，专门研究京剧早期开宗立派的大师，先后刊发了程长庚、徐小香、胡喜禄、时小福、谭鑫培等几篇，采访存世老伶工（有点类似今之『口述历史』，，同时印证文献，加以描述、勾勒、按断，能够较为清晰真实地反映早期宗师的思想、艺术、生活的种种，而一篇篇艺术大师的信史传记呼之欲出矣。刊物还非常重视珍稀文献的整理和刊布，如程砚秋所藏明万抄本《钵中莲》、清乾隆年间抄本《花荡工尺锣鼓身段全谱》等，都属孤本刊布。杜颖陶的《玉霜藏曲提要》，是根据程砚秋历年收藏的方氏、曹氏等珍贵戏曲刊本、抄本、稿本，一一寓目而撮要撰成。
一种刊物，有了明确的编辑理念和学术定位以后，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稿件质量，而稿件质量又系于撰稿人。《剧学月刊》的办刊思路既明晰，而稿件质量又能得到保证，立足自然不成问题。翻检数十本《剧学月刊》，不难看出，撰文者的阵容颇齐整，不但有精于创作的剧作家、精通『场上』的研究家、顾曲家，甚至还笼络了几位硕果仅存的老伶工。通观整个刊物，有一批基本固定的撰稿人。笔者根据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三卷第六期，做过一个简单的撰文数量统计（剧本不计，，撰文较多者依次为：徐凌霄34篇，陈墨香29篇，刘守鹤28篇，曹心泉19篇，王泊生、邵茗生17篇，杜颖陶12篇，金悔庐8篇，程砚秋5篇、王瑶青（卿，4篇。上述诸人，即可视为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尤其徐凌霄，更是刊物的灵魂人物，他不但是主编（从第二卷第三期开始，改为数人轮流主编，，本人还大量写稿撰文，呕心沥血，功不可没。
《剧学月刊》以本国传统戏剧为核心，兼顾新兴话剧和西方戏剧，刊载了一大批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七十余年过去了，即使今日视之，很多论文的思路、角度、论证也是非常新颖、精辟的，经得起时间的推敲和检验。值得注意的是，《剧学月刊》上纯粹关注文本的纸上谈兵式研究很少，更多的是综合性的、以舞台为归旨的立体研究。试以徐凌霄、陈墨香、王瑶卿、曹心泉四人的撰述为例。
徐凌霄一人身兼编者、组织者、撰稿人数职，其研究既有规划又颇全面。首先是剧本整理，其特点表现在寓研究于整理之中。以《二进宫》为例，徐氏研究了剧名、情节、技术几项，而技术一项中又分析戏之组织、角色之分配、歌曲之调协数端。此剧的最大特色在于唱，于是徐氏又在『歌曲之调协』一端里细致剖析了分唱之美、联唱之美、衔唱之美、合唱之美。能够如此综合全面地整理分析传统剧本，条分缕析地评析其优长者，实不多见。徐氏另辟蹊径，在戏剧研究上发凡树例，撰写了颇具体例、蔚成系列的《戏剧词典释例》（后整理成专著出版，，而《三国志·三国演义·三国戏》在当时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文。他甚至还能写出《我们为甚么亦要纪念莎士比亚》这样贯通中西的文章。
剧作家、顾曲家陈墨香撰写了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观剧生活素描》，他是清末民初北京剧坛的亲历者、见证人，他的回忆翔实可靠，让人对燕京梨园的变迁有了更亲切逼真的认识。陈氏不但陆续撰写了集腋成裘的《京剧提要》、《墨香剧话》，还有专题论文性质的《说旦》、《说昆曲皮黄三杀旦脚》等。陈氏是精通场上的案头人，故而所撰文章皆能有所生发，切中肯綮；加以他的旧学根底深厚，像《汉魏乐府综论》这样的宏观文章写起来亦举重若轻。
一些老伶工五车腹笥，见闻广博，但却未必擅长撰述。因此他们的学识、见解就不容易保存下来，湮而不彰，颇为可惜。刊物的编者充分认识到这些老伶工的『活化石』价值，不惮繁琐地派人帮助他们，提供素材，整理文章，加以发表。比如老伶工王瑶卿先后发表了《女起解沿革派别记》、《论历年旦角成败之原因》、《说〈武家坡〉、〈汾河湾〉、〈秋胡戏妻〉三出相似处之分别》，还有回忆性质的《我的幼年时代》、《我的中年时代》。王氏本身即为京剧旦行宗师，躬践歌场，供奉内廷，其经历、见闻、观点更非一般者可比。建国后，梅兰芳先后出版了回忆录性质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和《梅兰芳文集》，殊不知王瑶卿早着先鞭，不但在三十年代就有回忆文字，还有头头是道、透彻精辟的大块文章。老乐师曹心泉
学识深广，聪慧渊博，更可贵的是富有一般优伶所不具备的学术钻研精神。他的《剧韵新编》、《昆曲务头廿诀释》、《丝竹锣鼓十番谱》、《清宫秘谱零忆》等，为研究戏曲音乐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参考资料。《剧学月刊》的版式、装帧、设计和印刷，在当时的同类刊物中都是上乘的。刊物的装帧设计素雅大方，不尚花哨。一般的戏剧刊物，动辄以女演员剧照为封面；而《剧学月刊》封面即为文章要目，透露出一丝严谨的学术气息。刊物严谨而不呆板，特别注意做到图文并茂，美观醒目，每一期都有套色的铜版照片。譬如创刊号的北京精忠庙壁画系列相片，就是很珍贵的研究图像。刊物还广采博收，先后刊登过许多国家的剧院照片，如美国赫巴勒大剧院、法国国家歌剧院、德国国家戏院等等，用资中西比较，很有趣味。刊物的内文设计也尽力做到图文搭配，比如徐凌霄发表的《戏台与戏剧》，是较早研究中国戏台的文章，里面汇集了皇家颐和园戏楼、私人宅院戏台、祁州药王庙戏台、营业戏园广和楼等的图片，配合文字，相得益彰。
《剧学月刊》的印数和发行情况，今天已难确知。刊物广告词里说『风行中外』，但那只是笼统言之。不过，目前国内外的不少图书馆都有收藏，可知当时亦有相当的发行数量。期刊前期由世界编译局北平分馆发行，后期改由世界书局发行。根据第三卷第六期的封底，刊物代售点颇多，除北平、天津外，远销南京、上海、杭州、汉口、武昌、太原、成都、广州、厦门、云南等地。
《剧学月刊》的成功绝非偶然，乃是多方面因素所共同造就。刊物多多少少能和官方攀上点关系，在办刊经费方面也较为裕如。刊物第一卷第一期的第一张彩页是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的照片，局外人不免疑问，他和戏剧研究有关吗？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奥秘就在于他是刊物的后台老板。民国时期的『大玩家』张伯驹后来回忆：
北伐战争以后，国民党成立南京国民党政府，八国退回庚子赔款，国民党政府指定此款用于文化事业。李石曾乃用庚款退款创办文化事业。……当时李有『文化膏药』之称。其所经办文化事业之卓著者，为1930年创办中华戏曲音乐院。
〔八〕其实《剧学月刊》正是『中华戏曲音乐院』这项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得到了特别的经费支持。然则『中华戏曲音乐院』是怎么回事？《剧学月刊》记录了中华戏曲音乐院举办的一场盛大文化聚会，时间是1931年7月1日，地点在北平崇文门外木厂胡同，参加者有蔡元培、蒋梦麟、周大文、吴铁城、熊希龄、沈尹默、余叔岩、程砚秋、朱启钤、张学铭等政界、学界名流，而主事者就是李石曾。李氏在会上专门作了报告，谈中华戏曲音乐院的缘起和发展：本院（指中华戏曲音乐院，远源已开始于民国纪年前六年之世界社，至民国十五年乃有本院之发起，彼时名为中华戏曲学院。十八年乃成立，又先后组织北平戏曲专科学校，由焦菊隐先生等担任。
〔九〕1906年，李石曾和吴稚晖在法国巴黎成立了『世界社』，以出版、研究、教育、社会四项事业为立社宗旨。李氏很早就认识到戏剧对社会具有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并致力于介绍西洋戏剧。1926年，他拟发起中华戏曲音乐院，后来在1929年正式成立。其实中华戏曲音乐院有规模宏大的发展目标，『计划有学校、图书馆、陈列所、研究所、编辑部各组。该院附设之戏曲专科学校，已于十九年秋开学，其他学院有设于南京、上海、沈阳各处之计划』
〔一○〕。出于种种原因，李石曾的计划后来未能一一实现。今日思之，李石曾创立中华戏曲音乐院的实绩有二：其一为北平戏曲专科学校的开办，探索新式戏曲教育，培育了一批高水平的戏曲演员；其二就是《剧学月刊》的编辑出版，标举『剧学』，开辟了戏剧研究的新阵地。说李石曾是民国时期中国戏剧的大功臣，殆不为过。富有意味的是，这样一种有影响力的专业戏剧刊物，还牵涉到当时京剧界最富盛名的两大名伶——梅兰芳和程砚秋的互相竞争问题。程砚秋比梅兰芳小十岁，且曾拜梅为师；但后来，程的发展势头甚健，锋芒外露，甚至一度威胁到了梅兰芳的『伶界大王』地位。梅、程二位师徒，表面上永远是和煦温婉的，但暗中的较量、竞争却异常激烈。当时力捧梅、程的，各树党羽，分别称『梅党』、『程党』。李石曾既要提倡弘扬中国传统戏剧，自然会笼络、仰仗像梅、程这样具有号召力的著名艺人。于是在中华戏曲音乐院这个大名义下，又分别成立了北平戏曲音乐院和南京戏曲音乐院。按照李石曾自己的说法：北平戏曲音乐院之始基，为齐如山、梅畹华诸先生之游美。南京戏曲音乐院由鄙人与金仲荪、程玉霜诸先生于去岁发起于南京。
〔一一〕看上去南北平衡，各有一个研究院，实则北平戏曲音乐院为一有名无实的空架子，没有任何作为。更令人感到别扭的是，南京戏曲音乐院的负责人金仲荪、程砚秋，本身就常住北平，根本不在南京，『南京戏曲音乐院』诚可谓名不副实。于是，又衍生出所谓的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北平戏曲音乐院和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其实两班人马都在北平，只是各为其主，各人心机各自谋而已。覆按《剧学月刊》，由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出版，主任金兆（仲荪，，副主任程砚秋，主编徐凌霄。程砚秋亲自披挂上阵，而金兆、徐凌霄等皆『程党』核心人物。换句话说，这是『程党』阵地。翻阅刊物，你会发现，从创刊到终刊，梅党中坚齐如山连一篇文章都没有！须知，齐如山笔耕甚勤，当时几乎所有的戏剧类报刊，都会刊登齐氏的文章。不止如此，《剧学月刊》还批评了齐如山出版的《脸谱》一书：全书叙论极详尽，但在一点也不懂得的人看来，则觉得有些美中不足了……这些例外，也许是例外，也许是错误，无论属于何种情形，都希望作者再版时，再加进两章去，把这些例外或错误，给我们这些门外汉一个详细的叙述。
〔一二〕非但没有齐如山的文章，连一干『梅党』中人如傅惜华、张聊止等都没有文章，这是偶然现象吗？肯定不是。这说明『梅党』、『程党』泾渭分明，壁垒森严。从《剧学月刊》本身来看，也竭力树立程砚秋在京剧旦行中的正统地位。不妨看看下面几段文字：成为中国伶艺两大柱石的，是生和旦。在许多大都会中，尤其在北平，街头巷尾，高楼陋室，茶馆饭铺，瓜架豆
棚，喊喊叫叫随处可以听见，差不多是无生不摹谭鑫培，无旦不学程砚秋。
〔一三〕青衣的正统，自胡喜禄而王瑶青，而程玉霜。
〔一四〕假如我们把瑶青和玉霜比譬蒲鲁东和马克思的话，（胡，喜禄大概是欧文了；假如我们把瑶青和玉霜比譬约翰和耶稣的话，喜禄或许竟是弥撒。
〔一五〕种种论述，都是为了给程砚秋争地位、树威信，『无生不摹谭鑫培，无旦不学程砚秋』，程好比耶稣、马克思；那请问，把梅兰芳置于何种地位？梅兰芳不算正统青衣吗？有意隐去梅氏不谈，反而显得不够公允客观，让明眼人觉得有意气之争的味道。一般人仅知梅、程在舞台上是竞争对手，刀对刀、枪对枪地打过几次对台，而不知竞争还从公开的舞台延伸到周边和外围，而《剧学月刊》就隐隐透露了这种暗地的竞争。程砚秋及其一派的咄咄逼人，让一班『梅党』大为不平。张伯驹回忆说：『梅、程本为师生，是时程有凌驾其师而上之势。梅氏之友好多
为不平，乃挽余约梅兰芳、余叔岩合作，发起组织北平国剧学会。……（国剧学会，以私人捐助为经费，自不能与以庚款为经费之南京戏曲音乐院抗衡。』〔一六〕有意思的是，『梅程党争』居然意外促成了民国另一个著名的戏剧收藏研究机构——国剧学会的创办，不免令人感慨系之。『梅程党争』非本文关注重点，故点到为止。最后，我们不禁疑问，李石曾为何要厚此薄彼？
〔一七〕当事人张伯驹记述：当时曾有人问李石曾，何以如是大力支持程砚秋？李答曰：『非我之故！乃张公权之所托耳。』盖张嘉与冯耿光在中国银行为两派，互相水火，冯捧梅……由于钜商、政客之争权夺利而造成两艺人、师生之互斗，盖非幕外人之所能知也。
〔一八〕伯驹本人即为显宦之后，坐拥巨资，周旋于民国达官名流之间，又是国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其言应属非虚。目下，谈论梅、程竞争者，率言几次打对台，而无人探察《剧学月刊》背后的纷争。本文特为揭橥，盼能引起注意。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战乱频仍，万方多难；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危亡关头。正如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所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这种危急局势下，要想安静地搞一点文化学术研究，诚属难上加难。《剧学月刊》终于在1936年，办到第五个年头时寿终正寝。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并不奇怪。笔者认为，《剧学月刊》的成功关键在于别有生发，能自树立，是有一种有思想、有理念的自觉刊物，代表中国戏剧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自第三卷第七期起，期刊改由世界书局印刷发行，类似广告的《世界书局启事》里有一句话：『（《剧学月刊》，亦即吾国研究吸取音乐之原理与技术之惟一刊物』
〔一九〕。客观评价，这并非夸大其辞。在二十世纪的戏剧研究、出版历程中，《剧学月刊》的创办，实在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办刊者的背后，是专门的研究机构，他们整合聚集研究力量，以《剧学月刊》为阵地，在进行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他们具有难能可贵的学科意识和理论精神，旗帜鲜明地站在本民族戏剧的立场，树立『剧学』理念，多方面进行前人没有做过的开拓性研究，其成绩有目共睹，载诸文献。笔者曾多次翻阅浏览《剧学月刊》，每每如入宝山，必不空回。风流云散七十春，现在的戏剧研究者和爱好者想要找一套完整《剧学月刊》，已属不易。听闻学苑出版社欲将全套刊物影印出版，嘉惠学林艺坛，当然是大好事。可以预计，这套具有重要价值的专业戏剧期刊的影印将对当前和今后的戏剧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谷曙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